首先鲁迅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人。从他的求学经历来看，17岁之前在私塾读经史，家道败落之后，赴南京，求学于矿务铁路学院，后转学水师，1902年东渡日本，先在弘文学院学日语，后于仙台学医，1906年由于认识到国民之痼疾在于心而不在身，则弃医从文，致力于文章救国，直至1936年逝世于上海。在三十年（1907-1936）的文学创作生涯里，鲁迅著作及翻译共计七百万多字，在文学理论、文学创作和翻译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

• 小说集三部，散文集一部，散文诗集一部，共约三十五万字；
• 杂文集十八部，六百五十多篇，共约一百三十五万字；
• 辑录、校勘中国古典文学，以及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论著作，共约八十万字；
•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，中长短篇小说、戏剧、童话、文艺理论著作等，共约三百一十万多字；

鲁迅不仅开创了现代中国小说，他的散文和散文诗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，郁达夫亦称其杂文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。

鲁迅在教育部任职的苦闷寂寞的那几年间，狂钞古碑，钻研佛经，后来在上海滩为了与其他文人们论战，深研马克思主义。其快速学习、吸收、和运用各种知识的能力令人惊异，无出其右。

鲁迅曾谦虚说自己作小说，是全仗着先前看过的一百多部外国作品。而《狂人日记》一鸣惊人，“新文化运动”从此开始轰轰烈烈。这样的才情与智慧，放眼现代的中国，谁能与其争锋？

鲁迅同时代的那些与其笔战的文人们，中外文学的底子没有鲁迅的厚广，智商没有鲁迅的高，人格境界与鲁迅不可同日而语，鲁迅环顾四周，怎能不感叹，怎能不寂寞，怎能不生绝望？

其次，是鲁迅悲天悯人的伟大人格。鲁迅生于清末没落的士大夫家庭，家道中落后饱尝了世态炎凉，对中国旧道德，旧秩序有着切肤之痛，对中国国民的愚昧无知、麻木不仁、和奴才本性洞察分明。由此起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之慈悲心，由此生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之大愿，以唤醒国民，拯救国民，改造他们的心灵为己任，虽孤独无助、不被理解、无人喝彩、树敌无数而不辞，直至生命完结。鲁迅逝世时，人们奉于其灵前的是大大的“民族魂”三个字，鲁迅是当之无愧的。

鲁迅人格中“无我”，是无论其同时代还是当代的文人都无法比拟的。鲁迅完全将他的身心与中国社会的大众融为一体，他的言，他的行，均以劳苦大众的利益为宗旨，无所谓个人名誉、得失、利害，全然的彻底的抛弃了，一心只为改造这蒙昧的人民，拯救这多难的国家。这在佛家的眼里，是菩萨的境界了，如“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”的地藏菩萨。

鲁迅生来是旧社会的人，由旧而新，需要极大的勇气来面对自我，无情的剖析自我，进而决然的改造自我，其决心、毅力、彻底、还有坦诚，所达到的程度都极高，同时代乃至当今的中国无人匹敌。“认识你自己”，古哲先贤们这么说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认识自己，改造自己是最难做到的。

鲁迅还是一个行动派，他反对空谈，反对骑墙，反对和稀泥，反对不痛不痒，他主张行动。这又是一个与其他一些文人分别开来的鲜明的特点。他毕生以笔为投枪，爱憎分明，冲锋陷阵，奋勇杀敌，冲破旧势力，砸碎旧殿宇。他的文字比枪弹还要让那些保守反动的人物胆战心寒，无怪乎后人有误以为鲁迅为“革命家”的。

鲁迅写老子《出关》，被时人误解，以为是夫子自况。其实鲁迅是贬老子而赞孔子的。孔老相争，孔胜老败，是鲁迅的意思。他解释说，“这关键，即在孔子为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’的事无大小，均不放松的实行者，老则是‘无为无不为’的一事不做，徒作大言的空谈家。”（《“出关”的“关”》）所以鲁迅“送他出了关，毫无爱惜。”可见鲁迅是不喜欢消极的空谈而提倡积极的行动的。

这里其实埋伏着鲁迅一生中莫大的悲哀。有一个巨大的矛盾冲突一直在鲁迅的心底挣扎斗争。在鲁迅的心底深处，他对于改造两千五百年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是悲观的，绝望的。经历了辛亥革命，二次革命，袁世凯称帝，张勋复辟，北洋军阀政府，北伐，广州反革命政变，等等，青年鲁迅的一腔报国热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逐渐冷却了，人变得冷静了，冷酷了，沉默了。他的心情可以从下面这首诗看出来。

惯于长夜过春时，挈妇将雏鬓有丝。
梦里依稀慈母泪，城头变换大王旗。
忍看朋辈成新鬼，怒向刀丛觅小诗。
吟罢低眉无写处，月光如水照缁衣。

（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）

全中国已经容不下鲁迅的下笔之所（“无写处”之谓也），鲁迅只好麻痹自己，忘却一切，就让“铁屋”里的人们“从昏睡入死灭”吧。“沙聚之邦”仅凭鲁迅一己之力，要“转为人国”的梦想显得如此遥遥无期。这就是鲁迅的绝望。

然而，希望，虽渺茫，却是清醒的人仍然活在世上的唯一的信念支撑。鲁迅说，“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。”(《<呐喊>自序》) 就这样，鲁迅心中另一个声音以一个微弱的、很难站得住脚的理由说服了本已绝望的鲁迅，让他重新拿起了笔来。

悲剧在于，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三十年的文字救赎生涯里，他写的越多，揭露的越多，他的敌人就越多，他所见的就越恶劣，越卑鄙，越黑暗，而人民仍旧是无动于衷，于是悲观绝望又一次占了上风，于是鲁迅就又沉默了。如此反复。如此轮回。希望的生，希望的灭。生命在这之间无谓的耗尽。鲁迅心底的悲痛是无人能够真正体会到的。

不知道鲁迅是否曾经检讨过他改造国民性的方式是否有问题。西方通过文艺复兴，宗教改革，和启蒙运动，又经历了英国的光荣革命，法国大革命，和美国的独立战争等一系列的斗争，才逐渐将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观念深植入人民的基本信念之中。而要改变中国老百姓自秦以降两千多年的顽固的旧观念，启蒙运动的力度、深度和时间长度也应比西方要长许多，也许需要三百年十代人的努力。鲁迅一辈的有志青年当初可能是太过乐观了。

改造国民性，关键在于教育，或者说教化。而成功的教化在中国被证明是必须自上而下的，必须有国家对全民教育的投入，必须上行下效，而不是光在墙头刷上几句标语，或让老百姓喊上几句口号能够实现的。一个不重视国民教育的国家是永远没有希望的，即使有一百个、一千个鲁迅在呐喊，他们也只能彷徨，最终化为野草，而归于坟。